引子

＃本文摘自《金寨文史》第二辑(1985年8月)，作者郭坚，原标题《我和新桂系的关系》

正文

我自投身桂系之后，近二十年，虽非高官显宦，但李品仙等对我是信任的，委任的职务一般都是握有实权。我对桂系也是尽心竭力的。为什么我终于改弦更张，走上弃暗投明的革命道路？我时时回顾这一段历史，来分析自己解放前思想发展的过程。

投奔新桂系

我和翁照垣是在“一·二八”淞沪抗日战争时结识的。当淞沪战争开始时，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当军事教官，学生激于义愤，自发的组织起六、七十人，要求到十九路军参加抗日，我也出于爱国思想，参加了这个学生队伍。学生们认为我是教官，懂得军事，公推我当他们的队长。复旦大学李登辉，理学院院长杜继庸（学校军训委员会主任），正式宣布复旦大学学生军由郭教官带领参加十九路军抗战。于是我把学生们编成六个分队，约在二月上旬，从江湾偷越日军步哨线到大场，找到十九路军。

十九路军驻大场的某旅旅长翁照垣及翁的参谋长丘国珍，对我们来参加抗日表示热烈欢迎，分配我们在阵地作宣传工作。淞沪战争结束后，我带领学生们返回复旦大学，学校为我们举行盛大欢迎会。副后，我在复旦大学干了不到半年，被国民党军训部派去的四个教官所排挤，离开复旦。

一九三三年春，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郭任远在杭州浙江大学当校长，聘我当浙大教官。这时，我听说翁照垣在福建当师长，我想长期当军事教官没有前途，就离开浙大到福建找翁照垣。当时福建省主席是蒋光鼐，绥靖主任是蔡廷锴，翁照垣任福州城防司令。我见到翁后，他介绍我到福建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班去工作。该班教育长丘国珍是上海抗战时的老熟人，他叫我当教官，并兼任一个中队长。不久，蒋光鼐、李济深、陈铭枢、蔡廷锴等在福建成立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但此事很快失败，干训班被迫解散。丘对我说：“翁和我要到香港，送你路费五十元回安徽，后会有期。”我回到安徽蚌埠，在家住闲，不独生活困难，也十分苦闷。幸而时间不长，又听说翁在广西任新编第一师师长，官兵都是十九路军老人，于是我又到广西找翁。翁部驻防宜山，我在翁部任参谋。约两个月，师长换了区寿年，我对翁说：“我同区寿年不太熟，你不干了，我回安徽。”翁说：“第四集团军（蒋桂战争前老番号）是很有前途的，我同白崇禧说，叫你到军校受训。”我同意了翁的意见，在他离开部队前就到军校去了。那时，李宗仁、白崇禧优待外省人，对我比一般学员较好些。从此，我就成为新桂系的军事干部了。

翁照垣为什么对我如此关切？据我记忆，他是广东潮州地区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华，发动了“一·二八”淞沪战争，在战争中他是大名鼎鼎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部下的旅长。他的防线是闸北到大场一带，日寇进犯时，他开始打响第一枪。我带复旦大学学生向他投效时，他亲切地接待了我们。他安排学生们在阵地上工作，同时对学生的安全亦非常负责。他为人朴实，态度谦和，对人诚恳，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指挥战斗中十分勇敢，不愧是抗日英雄。他的战功显著，成了当时风云人物。我同他时常见面，关系较深，我认为他是一个有胆略、有政治头脑、大有前途的人，他对我的印象也很好。在战争结束时，我曾向他表示过，愿意追随他。他说：“学生是你带出来的，你还把他们带回学校。旅部范围很小，编制有限，以后有机会再和你共事。”所以，后来一听说他出来了，就去找他，可惜不久他又离开广西去香港，后来在那里病逝。至今每想起翁照垣，我心中仍若有所失。

在广西军校

广西军校原名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一分校，抗日战争开始，李（宗仁）、白（崇禧）同蒋介石合流后，改为南宁分校。校长白崇禧，教育长刘士毅，政治部主任王公度。校训是：“智、信、仁、勇、严”。这所学校以军事教育为主，政治教育为辅，军事分学、术两科。学科头半年学的是“典、范、令”，即：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勤务令；术科就是把学科上的东西搬到操场和野外去演习。半年以后学“四大教程”，即战术、兵器、地形、筑城四大教程。总之，就是学打仗，什么遭遇战、阵地战、运动战、攻防战等。政治课程除三民主义必修外，就是“精神讲话”，其中包括校长、教育长及军政长官训话。在长官训话中，每每提及北伐战争中李、白的战功如何大，和蒋介石的独栽、偏私、无信、对日不抵抗等情。记得李济深到过广西，有一次他到军校讲话，白崇禧亲自作介绍，一口一个任公长、任公短（李济深字任潮），足证李、白对李济深恭而敬之。李济深讲两个钟头话，白一直立正站着。李济深讲题是引宋代诗人陆游的诗句：“陆沉未必由洪水，谁为神州理旧疆”。我领会：头一句是影射国家将亡，都是蒋介石搞的；后一句勉励我们要振兴中华，意义是深远的。

我在军校受训期间，逐渐意识到，这所学校李、白培训军事、政治骨干的场所，是和蒋介石争夺领导权的核心机构。我在军校两年，不仅在军事知识上有所长进。而且在政治认识上也有了一些提高。我是个行伍出身的军人，从一九二九年十九岁起，开始参加北伐军。当兵，后又到南京宪兵团训练，曾当过宪兵、班长、事务长约两年，终因不是军校毕业，在蒋军里无所进展，所以托人介绍，到复旦大学当了助理教官。我意识到，象我这样无根之木，到处飘流，终不是办法，必须参加一家政治团体，才有出路。李、白这两个人，在国内有名气，他们所领导的这支队伍团结坚强，迟早要问鼎中原。团体有了发展，个人不愁没有前途，因此下决心跟着桂系干下去，在军校受训期间常受到表扬。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为之震动，广西惊扰尤甚。军校教职工议论纷纷。学校当局则说，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健公（白崇禧字健生）不表态，我们不要随便乱说。因此，大家都在观望，等待李、白表态，准备行动。

“七·七”事变后随军北上

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派飞机把李、白接到南京，提出所谓“共商国事，团结抗日”。当时广西轰动，军校师生也都说：“李、白二公抗日主张实现了！”不久，广西下了动员令，准备出师北上。接着南京政府发表李宗仁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品仙为副长官，白崇禧为副总参谋长，长官部设在徐州。五战区辖境东起海边，西到平汉路，南达长江，北抵黄河。广西军校第八期此时宣布结业，教育长刘士毅被任为三十一军军长，一批军校同学即随刘到了徐州长官部。那时，长官部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都将组织成立，需要干部，我被长官部分派到十一集团军司令部当上尉参谋。我到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报到时，恰巧遇到丘国珍。这时丘任十一集团军参谋处长，丘是我的顶头上司。第二天，他带我拜会总司令李品仙，这是我和李品仙的首次接触，也是我后来成为他忠实的干部的开始。我在参谋处工作约六、七天，逐渐认识了司令部的主要领导干部：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参谋长陆荫楫（可能有误，因时间太久记不清了）、参谋处长丘国珍、副官处长黄恩第、经理处长罗圆仙（李品仙妻弟）、政训处韦执唐等，其他官佐甚多，难以详记。

十一集团军的学生军

上海沦陷后，宁沪一带青年跑到徐州、蚌埠的很多。敌机经常在徐、蚌轰炸，社会秩序很乱，一派战争状态。徐州女师和徐州中学都已停课，这两所学校的学生则自发地要求参加抗日。在这种情况下，李品仙说：“这些学生和流亡来徐州的众多青年，政训处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为本路军作宣传工作，每月每人给二十元做生活费。”消息传出去，很快就招集了二百多男女青年学生，其中大部分是徐中和女师的学生。李品仙把这部份组织起来的学生定名为十一集团军学生军。这时，南京危急，李品仙又说：“学生军每人配发一支步枪，百发子弹，参谋处选派一名参谋当队长，训练他们学会使枪、自卫，免得行动起来还得派兵保护他们。”一天晚上，丘国珍对我说：“我把你介绍给副长官，叫你下去当学生军队长，明天我倍同你去见见他，听他指示。”第二天上午，丘带我见李品仙。李对我说：“你是本路军的干部，又是本地人，你下去当学生军队长，把学生带好。对他们施行军事训练，为本路军服务，做好本路军和民众之间的桥梁。”学生军原负责人是政训处的黎秉松科长，此人专耍嘴皮，有一套骗人的手腕，男女学生对他的印象很好。我接任队长后，把男生编成五个区队，女生编成一个区队，进行军事训练。男生每人发中正步枪一支，子弹百发。学生都很高兴，把枪当成玩具一样玩。这些学生对训练都很感兴趣，进步很快，两个星期后，不但能射击，而且能应付情况。南京失守后约在一九三八年一月初，李品仙对我说：“长官部在河南潢川成立一个青年军团，把本战区青年学生集中一起，统一训练。你把学生军带到潢川，并入青年军团。走哪条路去，到参谋处研究；用钱到经理处领。”我到参谋处提出两条路线：一条经商丘、毫县、阜阳到潢川，二是经蚌埠、寿县、霍邱、固始到潢川。我因是蚌埠人，离乡多年，想顺便看看亲友，就采用第二条路。丘国珍对我说：“对学生讲清楚，到潢川是长官决定的，到潢川训练，学会抗日救亡本领。徐州是前方，敌机经常空袭，对他们不安全。你把经费、装备领齐，加紧训练几天。从蚌埠到潢川路上土匪很多，抢枪劫人，要作好战备行军，把学生安全放在首位，送到后你再回到本部来。”经理处长罗圆仙已知道我要出发，按人数发足了枪弹和行军费用五千元。在一天夜里乘车到了蚌埠，休息一天，开始战备行军向潢川前进。这些学生都是娇生惯养没走过长路的，十几里路一走，不少人就喊腿酸脚疼，二百多人的队伍拖拉了二、三里路长。每走三、四十里就得宿营，走二、三天就得休息一天。写到这里有段插曲，我离开徐州时，总部配给我一匹马、一名马伕、一名勤务。这个勤务兵是寿县人，是总部招募来的，我不知他的底细，行军走过正阳关，宿营在一个大村子里。第二天凌晨，我发现行军箱被人打开了，我一查看，钞票被他窃走一千七百元（那时一元钱可买二百个鸡蛋），我慌极了。这时恰巧接到总部通知，叫把学生军带回寿县（总部已撤到寿县）。到了寿县后，我把被窃情况向丘国珍汇报，丘说：“我同总司令说一声，你再领两千元。”为什么又把学生军调转回来呢？原来政训处要调出学生二、三十名，组织一个宣传队。在学生中志愿干的人多，当即留下了三十名。我们在寿县休息了两天，又继续前进，经过霍邱、固始到了潢川。这时已是一九三八年春节以后了。

学生军在潢川休整了两天，将人、枪点交给青年军团负责人张任民。张接收后，转给我一个通知，说李宗仁兼代安微省主席，调我到安徽工作，以少校任用。

潢川青年军团当时收集的一些干部极为复杂，各党各派都有，都在里面发展人，里边人才也确实很多。后来听说国民党中央认为李宗仁有政治野心，勒令把这个军团解散。因此，这个军团的干部、青年中，有进步思想的就跑到陕北和皖东，一部分逃到大后方，还有一些跑到了大别山区。我带到潢川的学生军并进青年军团以后，很多人不愿干，要求跟我到前方。不少人问我，抗日要到前方，后方没有鬼子，为什么把我们朝后方带呢？我一时也无言以对。当我离开潢川时，有十几个男女学生要求跟我到前方工作。我同这十几个学生经过商城、叶集，到达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六安。李宗仁兼代安徽省主席后，在六安住了十几天，把人事布置了一下，成立了一个动员委员会，他就回到徐州去了。我到省政府报到，被分配在保安处工作。我到保安处时，碰到丘国珍，他派我为少校视察员。

安徽省保安处内幕

保安处是安徽省军事行政机关，等于现在的省军区，职权很大，直接统辖十个保安团和专区、县地方武装。保安处下设四科四室。业务分工为：一科主管作战、情报、军训；二科主管人事、总务、医务（团队卫生）；三科主管后勤；四科主管防空。秘书室主管机要、印信、文牍；参谋室主管军事行政；军法室主管全省军法案件，执掌生杀大权；视察室主管督战、查案等，实际上是保安处长的耳目。秘、参两室主任一文一武，是保安处长的左、右手，帮助处长处理工作。新桂系为了掌握住安徽地方武装，在六安北大营成立一个“安徽保安司令部军事教育班”，轮训保安团队军官和军士。当时民政厅长、代主席张义纯推荐刘刚夫为教育长，丘国珍推荐我为军官队队长。军士队有两个，队长姓名忘记了。新桂系打算将训练班办个四、五期，把现役军官、军士训练一遍，在政治思想上建立桂系信仰。但一九三八年五月，日军攻占合肥，安徽省政府所属机关向大别山中的金寨（当时称立煌）县撤退，所以，军事教育班只办了一期就结束了。

安徽省政府迁到立煌后，桂系二十一集团军从江南转移到大别山。不久国民党中央发表二十一集团总司令廖磊兼安徽省主席、张义纯调任四十八军军长。这时省政府的秘书长是朱佛定，民政厅长陈良佐，财政厅长章乃器，教育厅长方治，建设厅长蔡灏，保安处长丘国珍。

我自与翁照垣、丘国珍相识后，关系处理得相当好，但对丘国珍的政治面貌不清楚。自省府保安处迁到立煌后，丘国珍的秘书室主任邹人孟、视察室主任宋树人（是中国青年党)都对我宣传青年党，企图拉我加入，我才知道丘国珍是青年党。这时国共没有显著分裂，共产党也在发展党员（立煌设有新四军办事处）。但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通知，凡是军政官员，必须加入国民党，否则不能担任要职。在此情况下，我思想上很混乱。我想我是广西军校毕业的学生，接受了李、白的教育，随五路军有年，如果我不参加国民党，怕得不到五路军的信任。不久，我调到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工作时，就同总部所有的军官、军佐一起集体参加了国民党。

我调到总部工作，与同事们闲谈，听到两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是二十一集团军在上海抗战损失很大，白崇禧面斥廖磊说：“广西本钱不大，照你这样打硬仗，几次就被你打光了。”二是张群向将介石献策：“战必败，和必亡。战而后和，和而后安。”当时我意识到，二十一集团军所属第七军、第四十八军是李、白的主要政治资本，桂系为了保住地盘，必然也要学蒋介石“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历史证明他们走的一条道路。

新桂系和汤恩伯的明争暗斗

1、抗战期间淮北的形势

我所指的淮北，是在抗战初期津浦铁路以西、河南省以东、淮河以北、涡河以南的地区。其中除怀远县是半沦陷区外，凤台、颍上、阜阳、临泉、太和、涡阳、蒙城（涡河以北是新四军控制区）、阜南、界首（利辛尚未建县）寿县，行政上属于安徽省政府管辖，专员、县长由安徽省政府直接委派。一九四〇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把这个地区划入苏鲁豫鄂边区党政分会，委任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为分会主任，由汤直接控制。这个地区是蒋军入苏鲁的要冲，是兵源补充。粮米供应的基地，又是敌我物资进出口的通道，是一块肥肉，大家都想争夺。由于这些原因，新桂系与汤恩伯的明争暗斗就是势所难免的了。

2、我任十一游击纵队参谋主任

一九三九年春，我在大别山二十一集团军总部任少校参谋。这年秋，参谋处长凌孟南对我说：“阜阳专员兼十一游击纵队司令李盛宗来电，要求总部派你到那去当参谋主任。我同参谋长徐启明研究，同意你去，升你中校级。”我说：“淮北地区和十一游击纵队的情况都搞不清楚，不知能否干得好。”凌说：“你去后，把那边的情况经常向我们报告，常和我们取得联系，总部向你要的材料要及时报来。”我接到通知后，就带着母亲和妻子马相英到阜阳向李盛宗报到。

约过了三、四天，李召集十一游击纵队重要军官开会，会上对我作了介绍。此后，我就开始履行参谋主任职务了。李盛宗为什么指名要我当他的参谋主任呢？一是李不是五路军的嫡系，是四十八军副军长区寿年介绍来的，总部把他看成是外乡佬，假如调个广西佬参谋主任，这对他似有些不称意。我和李在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游击干部训练班共过事，他知道总部中多是我的广西军校同学，要我当参谋主任，工作方便，减少隔膜。二是总部为了掌握十一游击纵队的情况也需要派个人去随时了解它的动态。因此凌孟南才说：“总部向你要的材料，要及时报来，並要经常来报告。”这是对我的暗示和交代的特殊任务。

十一游击纵队是淮北地方抗日武装整编而成的，纵队直接归二十一集团军指挥。纵队司令部不设参谋长，司令以下设参谋、副官、经理三个主任。参谋主任是中校，下边有两个少校参谋，一个上尉参谋，分管作战、训练、情报等业务。副官、经理两个主任都是少校。另外还有一位政治部主任是任崇高（解放后任民革江苏省主委，已死），后来因有共产党嫌疑受压制，被迫跑到涡北投新四军，以后没有人补缺。纵队设四个支队（步兵团编制）：第一支队长潘觉民，第二支队长葛昆山，第三支队长卫立成（卫立煌族弟），第四支队长张普庆。后来又收编了一个支队（支队长路家云）。这五个支队分布在毫县沿涡河南岸一带直到怀远县境内。为了欺骗敌人以壮声势，经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同意，对外用桂系部队番号，番号一三五师。

3、我和李盛宗之间的关系和矛盾

抗战期间，政治必须配合军事，因此司令和专员李盛宗一个人兼任，他当时有很大的权威，我们开始时关系不错，后来发生很大的矛盾。

李是湖北武昌人。据他自己说是保定军校毕业，问他是哪一期却说不清楚，有人说他冒牌。他在十九路军干过师参谋长。一九三八年二十一集团军进驻大别山后，他靠四十八军副军长区寿年的关系，当上了该军的参谋长（在这之后不久，张义纯调任副总司令，区升任四十八军军长）。后来廖磊创办鄂豫皖边区游击兵团干部训练班，他干了两期教育长。这个训练班下设政训、教育两个科。政训科长朱遂（曾任民革芜湖市主委，已逝），教育科长是总部参谋处长陆廷选兼的，实际工作即由我代理，我就在这时认识了李盛宗。这时，李满口革命词藻，听起来很抗日，博得了我的好感。但他到阜阳以后，为了保住专员和司令职位，就再也不提抗日了。他在专署用了两个坏人：秘书刘达五是他的亲戚；军事科长李春城是个军统特务。他们与驻在准北的军统特务炳纯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贪污走私，干了很多坏事。我曾向李汇报，我妻子马相英也多次向李进言（马当时是专署会计）。他初则哼哼哈哈，继则置之不理。这样一来，我们彼此有了戒心。我无事不到专署去，刘达五、李春城也很少和我见面。于是社会上和机关公开议论说，李盛宗下面有两派：一派以我为首，一派以刘、李为首。当时虽然同情我的人占绝对多数，但因李盛宗以后倒向了刘、李一边，我几乎险遭不测。

4、纵队司令部的迁移

一九三九年，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根据对敌、护商、防共的需要，要纵队司令部移驻阜阳东北乡阚暗集，把部队主力调到涡阳、蒙城、怀远，沿涡河南岸布防。这时，兼任阜阳专员的李盛宗则强调司令部迁到阚瞳距阜阳太远，对军政兼顾不便，而我则力主照总部命令办事。过了两天，李把印章交给我，纵队司令部迁到阚瞳集，军队的布置也随之调动。我那时年轻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只晓得抗日是军人天职，不懂得做官的一套手法。这时候，李盛宗已在汤恩伯主持的苏、鲁、豫、皖党政分会办的训练班受过训，思想向汤军靠拢，而我仍然坚决站在桂系的立场上。因此，我们之间裂痕越来越大了。

这时，阜阳在东北乡阜、蒙、凤三县边区一带（现在划利辛县）有一股土匪，只有三、四十人。他们打家劫舍，危害行商和百姓。我亲自带队堵截，击毙二十多名。我又以驻军领导人资格，要求边区各乡、镇把匪拿送司令部，将其中有人命债的，执行枪决。消息传到阜阳，得到不少人的赞扬，扩大了我的影响，但却引起了李盛宗等人的嫉恨。

5、在阜阳被捕受审的前因后果

一九四〇年汤军开进淮北以后，李盛宗与汤军进一步勾结在一起。约在一九四一年二月，我接到李盛宗的电话，叫我回阜阳述职。我回到家里，当晚刚睡下，专署就来人说，专员请我议事，并说，马先生（我妻马相英）也去。我们到了专署，李盛宗说：“汤部驻军和党部说你们有共产党嫌疑，现在住在外边对你们不利，为防止意外，今晚你们就住在专署吧。”说罢即把我们送到副官室，外面派兵看守。这时我们才想到不是叫我述职，而是调我回来审讯。第二天上午，专署派了几名武装把我们押送警备司令部，对我进行审讯。

李盛宗等在问了几句敌人情况后，话头转向云应霖（第九纵队司令）叛变问题上。问云“叛变”我是否知道，姨妹马相苓是不是我介绍到云部去工作的。我愤怒地说：“九游驻在安庆地区，我在淮北地区，相距几百里，他“叛变关我什么事。我是军校学生，现役十一游击纵队参谋主任，是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委派我来的，你们扣我有总部的命令吗？”他们面面相觑，说不出话来，审讯只得收场。大约过了个把星期，宣布把我放出，但却把马相英解到郾城汤恩伯部审理。

我回到家里见到母亲，才知道这个案件已成为阜阳城中哄动一时的新闻。我意识到社会舆论的压力，是释放我的重要因素。我到家后，一气之下病倒了，经医诊断是伤寒症，一个多月没有下床。阜阳城乡知名人士都来探望，邢元伟、李仲房、董介奎几位老绅士请宁姓名医在我家斟酌处方，精心调治，才使病情转危为安。

6、在汤恩伯的总部

一九四一年五月，我病好后，身体虽然虚弱，但为了营救马相英，决心到汤总部去一趟。临离开阜阳时，曾打电报给二十一集团军总部。我因大病初愈，行路艰难，雇了一辆平架车，请了一个人沿途照顾。经过沈丘、项城、袁寨（袁世凯老家）、漯河，约一个星期到了郾城。我打听到我妻马相英被押在苏、鲁、豫、皖边区党政分会。我早就打好腹稿，抱着打官司的心情到了分会，要求接见。但出乎意料之外，接待我的人非常客气，只说：“你夫人即将生产，送她回阜阳怕路上出问题，等你来接她。”随后便叫人带我去见马相英。夫妻在患难中重逢，真是悲喜交集，各叙离情。不久，我妻子生了孩子，我只得暂住汤部。

在此期间，汤部的政训处长胡镜如常到我房间来闲谈，对我又捧又拉，说我是军校学生，很能干，淮北对我很好，阜阳对我评价很高，可惜找错主子，不应该为桂系出力。汤老总是蒋委员长最亲信的人，跟汤干前途无限，你果过来，可以调升，官有你做的。我婉言拒绝了。不久，他就带我去见汤恩伯。汤住的房子在后院，门口只有一个拿盒子枪的。进门我向汤行个军礼，他向我让坐。寒暄之后，他说，你的情况我都清楚了，你回去对李鹤龄（李品仙的号）说，我向他问好。我对李德公是尊敬的，台儿庄受他的指挥，现在还受他的指挥，以后还要和李总司令配合作战。我说回去一定把总司令的话向李总司令转达。

7、回到立煌

一九四一年夏，我同马相英离开郾城，乘民船回到阜阳，未到专署见李盛宗，也没到阚瞳集纵队司令部，就带着七旬老母和两个幼女直奔立煌。到了总部，同事们纷纷对我说：汤恩伯如此跋扈，到了淮北，首先打击你，这是对本路军的藐视。我们向老总（李品仙）报告了两次，要求做出反映。老总也很重视，发了两个电报给汤，问什么原因把你扣起来？如果有政治问题，要把证据和你一起解送立煌，由我们处理。李盛宗来电报说已把你放了，又说你害伤寒病，后来又说你在汤部干事了。大家认为你不会在汤部干事的。我把被难经过说了一遍，同事们都说岂有此理，把汤恩伯、李盛宗骂了一通。

第二天下午，我见到李品仙。他第一句话就说：“你回来了，到总部去了没有？”我说去过了，又把汤部到淮北的情况、李盛宗的态度以及我被难经过陈述了一遍，也把汤向他问好、对李宗仁尊敬的话说了一遍。他表情很高兴，说:“你身体没有复原，不要回总部了，到保安处休养，我同陈处长（陈维沂）研究你的工作。”不到两个星期，就发表我任固、霍、六、立四县剿匪指挥官。就在这时，阜阳专员换了张威退，十一游击队纵队调到太湖整顿，李盛宗的纵队司令也被免去。淮北地区各县仍归安徽省政府管辖，人事权归省政府，专、县管辖的武装仍归各专、县领导。二十一集团军所属正规部队和游击纵队调到淮北。据说这是桂系和汤军达成协议，军事上这样可以暂免摩擦，而在行政上的矛盾，一直延续到抗日取得胜利，才告终止。

我所知道的云应霖

这次汤军逮捕我夫妇俩，主要借口说我们与有共产党嫌疑的第九游击纵队司令云应霖有关系。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国民党在抗战期间名为抗日，实际上还是处处在限共、反共。

云应霖，字大早，海南岛文昌县人，过去同李盛宗同在十九路军干过。约在一九三九年春，廖磊在大别山创办豫皖边区游击兵团干部训练班时，李盛宗干了两期教育长，我干教育科长。云应霖当时任四十八军参谋处长，也被调来受训。他住在我房间隔壁，晚上常在一块谈心。他对共产党很了解，而我对共产党认识很模糊，因为都是干参谋的，业务早有联系，是老熟人。他向我介绍共产党情况并送两本小册子给我看，一是毛主席《论持久战》，一是《论新阶段》。我思想上受到很大启发。我对他说：毛泽东是个很有学问的人，真了不起。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大军，也没有把共产党消灭。现在发展大了，消灭不可能了，为了民族利益，只有团结抗战。云说我的这个认识不错。我说能找个共产党谈谈就好了，可惜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一个也不认识。云说有机会我给你介绍。其实当时在我面前就有两个，一个是黄宜生（此时朱遂当政训科长，黄任科员与我住在一起），另一个是总部参谋李伟烈。由于我的政治质量差，他们不肯向我暴露。就在这时，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到大别山和廖磊联系工作。廖说打游击共产党有经验，请张到干训班来讲游击战术，通知我安排他讲课时间。云知道后来对我说，张云逸和我是同乡，我认识他，你没见过共产党，这次我给你介绍。我说讲完课预备几样菜邀他到我房里吃饭。第二天张云逸讲完课后由云陪着到我房里休息。由云带头，我们三个人畅谈起来。中心是讲团结抗日问题，张云逸的许多精辟见解，很使我折服。

这一期训练班结束后，廖派云为第九游击纵队司令。这个纵队是安庆地区抗日武装集结而成，只有两个支队。云临行时对我说：“你干过学生军队长，认识很多青年，介绍几个跟我去做宣传工作。”我就把姨妹马相苓（现在是南昌二十中学教员)和我妻子的一位姓徐的同学（名字忘了）介绍给云了。云到九游不久就暴发了皖南事变。云带领九游从怀宁石牌向皖东拉，准备与新四军合作，在舒城县境被广西军打散了。云和参谋主任李伟烈及马相苓均被俘，押到立煌讯办。李伟烈被枪杀，云和马关押在县政府看守所。这时李品仙已来皖主政，他派丘国珍为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办公厅主任，权在厅处长之上。当时我还在阜阳任职。一次，我到立煌向李品仙汇报淮北军政情况，汇报后到县政府看守所去看看云、马。他们被关在两间房内，云带着脚镣，一见我半天说不出话来，我也呆立许久，半响才说：“李伟烈牺牲了，我，你管不了，设法把相苓救出去吧。”他用我的纸笔写信给李盛宗，托我面交，我接过一看，都是骂李盛宗的话，如“当革命高潮时，嗓门比谁都高；当革命低潮到来时，就象乌龟王八一样把头缩进肚里去了。”云又问我身上可带钱了？我把荷包里二百多块钱都给他了。我又看姨妹，她对我说：“我的事你们不要管。”意思是怕我受连累。第二天我向总部借了二百元路费回阜阳，把云应霖的信面交给李盛宗。他看后面红耳赤，尴尬地叹了一声，把信装在荷包里去了。

一九四三年我任立煌县长时，马相苓被开释，云被解到老河口长官部。听说四十八军军长区寿年对云力保，人没有死，那时我也不便打听。直到一九五二年在报上看到云是广东省人民委员会参事室主任，才知道他的下落，并和他通过两次信。

四县剿匪指挥部

一九四一年夏末，我奉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李品仙之命到霍邱剿匪。霍邱历来多匪，抗日战争开始后，“胡传魁”（京剧《沙家浜》中的土匪司令）式的人物比比皆是，其中势力较大、为害最烈的有三个：一叫胡二，又名胡俩，绰号胡二营长；一叫雅志，号称大队长；一叫岳歧山，外号药葫芦。这三股土匪聚则成股，散则无形，出没于固始、霍邱、六安、立煌之间，打家劫舍，绑票勒索，拦抢商旅，无恶不作。新桂系掌握安徽大权不久，把省府由六安迁立煌。立煌到大后方的交通线必须经过固始、霍邱，淮北运往立煌的战备物资也必须经过固、霍。为了巩固大别山游击根据地，新桂系对这三股土匪采取了剿抚兼施的办法。先是令各县剿办，但固、霍、六、立四县各自为政，东剿则西窜，北剿则南逃，师劳而无功。继而招抚，霍邱县长朱慈曾奉命招抚王雅志，编为一个自卫大队。不久，王雅志干脆丢掉大队长不干，继续为匪。胡二这一股接受新桂系改编，汰弱留强，编为一个连，集中在流波疃整训。胡受不了纪律约束，又把这个连拉到霍邱当土匪。招安既不成，只有清剿。省府决定成立固、霍、六、立四县剿匪指挥部，任命六安专员林中奇为剿匪指挥官，我为副指挥官。林当时在重庆受训，只是挂个名，实际上是由我代拆代行。接到任命后，去见李品仙。李对我说：“四县边区，尤其是霍邱土匪为害地方，淮北到立煌交通受到阻碍，对社会秩序影响很大。治乱世用重典，重典就是《非常时期惩治盗匪条例》。该杀的不杀，给地方留害，老百姓将不会原谅我们；不该杀的杀了，就是草菅人命，也要吃官司。生杀之权，要认真对待。你指挥的部队我已向陈处长谈了。”我把李品仙这些话向陈处长面陈后，陈说：“调保安第一团第三营（营长陈佛僧）、六安专署保安大队（大队长周华亭）归你指挥，作为主力；四县国民兵团所属自卫队也归你调动。”第二天陈叫我在总理纪念周会上讲剿匪方针。我在讲话中表示：在执行剿办中一定认真调查研究，做到不贪财，不徇情，决不辜负政府对我的信任与期望。这些冠冕堂皇的话，在当时官场中到任之初都是要讲的。

当然，这时我确也感到责任重大，开始考虑怎样进行清剿、指挥部设在哪里等问题。打开地图一看，霍邱地处皖西，北临淮河，南接大别山，东靠寿县，东南与六安邻近，西与河南固始接壤，属丘陵地带。全县没有一条公路，交通运输全靠人力、畜力，而且县城位置偏北，临近淮河，辖境最南面远离县一百五十多里，不易掌握。这样的地理条件有利于歹徒出没活动。我决定选择霍邱中心河口镇作为指挥部驻地。我把部队集中到河口镇后，即深入民间访查，发现这里土匪不抢大地主，只危害那些防卫力量薄弱的富、中、贫、佃农，这个特殊情况来源于霍邱土地集中。南乡有管、胡、刘、窦四大族，各拥有土地数百顷，还有王静斋、王葆斋、朱仲文、孙训一、李侠仙等也各有土地数十顷。西乡李梦庚号称西半天，有两个圩子，四百多顷土地。东北乡的田姓（名字忘了）、西北乡的蒋柴攀、县城中部河口镇的何紫衔、岔路口的田仲宏等也各有土地数十顷。这些大地主都有较大的圩寨及自卫武装，长短枪一般都有三、五十支。李圩子机枪、迫击炮都有。他们蓄婢养奴，作威作福，俨如土皇帝。他们雇佣的看家人员，白天持枪在门口守卫，夜晚出外奸淫妇女、抢劫财物。这些人有的就是土匪（据说匪首胡二、王雅志、岳岐山都在大地主家当过保镖）。因此，中小地主自身难保，而一般稍有衣食的人当然更只好任匪宰割了。另外，大地主们和县城的士绅都有联系，如东城曾惠周，西城马少溪、马小斋，北城李晓峰等，走衙门，说官司，背口袋，贿赂公行，造成了霍邱在安徽出名的三风，即匪风、讼风、吃喝风。这说明霍邱封建绅权突出、政治腐败在安徽是数一数二的。这些都是土匪滋生的根本原因。

在当时条件下，清除匪源，我没有这个认识，也无能为力，我只想尽力维持社会秩序。我把清剿办法向士绅和老百姓一宣布，他们都表示拥护。接着我同四县县长见面，说明李品仙对剿匪的决心和办法，得到他们的赞助和支持。我回到河口镇后，立即召集四个县的国民兵团副团长、县政府的军事科长，以及我所指挥的营长、大队长，开清剿会议，把保安司令部交下来的各县惯匪通缉表分发下去，宣布了纪律，颁发了命令，强调不冤枉好人，不放过坏人的决心。接着分配任务：立煌、固始、六安三县武装力量，分别把守大小交通线，负责堵击逃匪；霍邱武装力量作为向导，协助六安专署自卫大队分期进剿；我带领程佛僧营重点突击。网撒开之后，声威所至，岳歧山逃到蚌埠去了，胡、王两股化整为零分散在霍邱东南乡村。我把通往寿县、六安的道路严密封锁，並严令边区各乡镇缉拿散匪，同时把我所指挥的武装力量分驻各集镇，督促查拿，重申“各乡镇如知匪不报，以窝匪论罪。”这样一来，各乡镇在老百姓的支持下，纷纷把匿藏的惯匪捉拿归案。一九四一年七、八两个月里，除拒捕击毙的以外，我们捉到土匪八十多名。这时，胡二带了十几名惯匪窜到霍邱东南乡一带。一九四一年八月左右，我接到情报，说胡二在长塘稍东五华里一个小圩子里治病，我立即派军队去捕。第二天凌晨捉来五个惯匪，胡二也在其中。经过审问查对，这五个惯匪都是通缉表上有名的，罪行累累，一律枪决，并把胡二首级挂在县城十字街口示众两天，布告贴到四县边区各乡镇。这样一来，剿匪指挥部声威大振。老百姓纷纷议论：这次剿匪认真，真杀不放了。四乡百姓于是都积极协助捉匪。

匪首王雅志十分狡诈，见胡二伏法后。逃到立煌麻埠躲藏。一天匪帮中有个青年王精中向我投诚，他说：“王雅志当大队长时，我跟他背盒子枪，他当土匪我不愿跟他了，特来向指挥官自首。”我说自首可以，但要立功。我当即把我随身用的一支二十响驳壳枪送他，对他说，如果真心自首，就用这支枪把王雅志打死，否则用我这支枪还去当土匪，就算我送你的“本钱”。王很受感动，接过枪向我磕个头就走了。经过五、六天，他在麻埠街一个巷口把王雅志打死了。麻埠区长（姓名忘了)把王尸体运到河口镇指挥部。王匪伏法后，余党先后被拿获数十人，都按其罪行轻重给予应得的惩处。王精中立功后，我收他作我的警卫员。他对我忠心耿耿，患难不离，一直跟着我，直到一九四九年黄石港起义。他现在是河口镇缝纫厂的老工人。

对于捕获的盗匪，都经承审何觉非初审，根据人证、物证、作案时间、地点以及案情轻重，提出处理意见，再由我按照《非常时期惩治盗匪条例》复审定案。我对处理匪犯,采取迅速结案的办法。但又怕杀错了人，要承担罪责，所以在审理过程中是很慎重的。为了不妄杀无辜或放纵坏人，对疑难案件，我常带三、四个人亲到被害者家里及土匪住地查访，以取得第一手材料。有时召集匪犯常作案地区的乡、保长及有关人员商议量刑。因此经办的匪犯，当时未发现有冤枉的。

乡、保长见指挥部办事果断，没有徇情纵容之事，不敢怠慢；老百姓也消除了怕土匪报复的顾虑，都积极协助捉匪。约在半年多的时间内，除著匪岳歧山避往蚌埠外，连同拒捕击毙和拿获法办的约有三百人上下，缴获长、短枪三百多支。这时四县边区平静，指挥部奉命撤销。缴获的枪支经保安司令部批准，会同霍邱县政府议价卖给乡、镇公所，共得价款近万元。这笔款子交地方办×(氵+戎 )沣中学了。

不久，有些残匪趁日寇窜扰立煌的机会，又聚集起来打家劫舍，作恶多端，我再次带兵进剿。据说，霍邱自两次剿匪之后，直到抗战胜利，省政府迁到合肥，这四年多时间未再发生匪患。由此可以看出，我当时剿匪是很卖力的。

出任立煌县长

一九四三年二月，李品仙派我当立煌县长。立煌县政府设在金寨镇，所辖区域是：安徽省六安县划麻埠至金寨镇；霍邱县从叶集以南开顺街划到杨家滩（现梅山水库）；霍山县划给一个燕子河区；河南省商城县划给吴家店、南溪、双河；固始县划一部分。抗日战争前，立煌共有几任县长我记不清了。自新桂系来到安徽之后，第一任县长是张岳灵，第二任是胡学林，第三任是马中骥，第四任是苏云辉，第五任是杨思道，第六任是郭坚，第七任是汪廷霖，第八任是沈佐伯。刘邓大军到大别山时，县长是李宣。

三月一日我去接事。县政府的房子被日军烧掉了，前任县长杨思道从搭盖的几间草棚内走出来欢迎我。杨对我说：“县政府办事人员跑鬼子反，多数未回来，先把县印交给你，手续等财政科长、主任秘书回来再交吧。”他又说了几句官场中客套话，一拱手就走了。我当即招呼，明天上午七时将跑回来的大、小办事人员都招到县政府来，听我讲话。次日一早，我就到了县政府，查点了一下人数，到的人中有县政府的，有国民兵团的，有田粮处的，约计三、四十人，按编制连一半都未来。当时我对大家说：大家该知道我是军人，我做县长就是这一个光杆，一个人也没有带，一个人也不换。今天到的人要安心工作，没有来的人，捎信叫他们回来，一个星期不到的，一律免职。这样一来，县里干部都陆续回来。我同他们在距省政府所在地（桂家湾）十五华里的七邻湾重新建设了县政府的办公房。

接着，我带了五个卫兵到各乡、镇开会，对乡、镇、保、甲长人事，该撤换的撤换，该加委的加委，要求地方士绅和老百姓都起来支持、拥护政府。不到两个月，政权重建起来，县属机构都恢复了。

一九四三年秋，李宗仁到大别山视察，我代表安徽省政府，钟纪（二十一集团军参谋长）代表二十一集团军总部，负责迎送。一次他从霍山回来，我同钟纪迎到流波䃥。晚饭后他问我这个地名怎么来的？我说，流波䃥外面那道河，就是从䃥眼上边的河流过来。䃥眼上边的河距下边的河落差相差五、六尺，河水泻下来象个大瀑布，溅起的水花十几丈高，如喷珠泻玉，瀑布冲击成一个大水潭，人称“䃥眼”，深不可测。潭边寒气逼人，响声如雷。民间流传一些神话，说䃥眼通到东海，龙女常到䃥眼上梳妆打扮。次日晨，李宗仁突然不见了。大家四处寻找，也找不着。我沉思了一下，想起昨晚谈流波䃥的故事，猜他可能去看䃥眼了。我带人爬上山坡，走了五、六里，看见他正在䃥眼上边向下凝视。他见我去了，就从上边走下来。大家说说笑笑一路观赏风光，到镇公所吃过早饭，才返回立煌。第二天他从立煌到罗田，我同钟纪陪送，晚上在牛食畈住宿。路上，他问到安徽人对李、廖的看法，我没法回避了。他又谈廖磊和张义纯，说：“我没有打算把安徽变成第二个广西，想叫张义纯在安徽干下去。哪知广西干部说他不好，安徽人也说他不好，都不拥护他，这样才叫廖磊干的。”他讲这些话时，非常诚恳。

在抗战期间，老百姓负担最重的是兵、粮、侠三种。立煌是山区，人少体弱，适龄壮丁都已应征，兵差就没有人干了。我向省政府、军管区多次呼吁，请求免征，结果仅同意缓减，碍于法令，免征未予批准。实际上在我任职期间，征兵我只是应付一下，为数很少。在粮食方面，山区所收自己吃还不足，关于军、公、赋粮，经我向省政府和省田粮处要求，立煌的粮食以自食为主，多了上缴。结果粮食没有上缴，还在省府调进的粮食中拨给若干（数字记不清了）。立煌老百姓最感痛苦的是役，大别山周围住了三个军（七军、四十八军、八十四军），部队不断调动，多则要几百、少则要几十民夫挑运弹药装备，一步落后就要挨揍。在民夫问题上发生很多流弊，如这家不能应役，就要花钱雇人代挑，保、甲长乘机从中捞油水。一九四三年秋，我到燕子河区视察，有个农民对我说，区里派他为省府官员送行李到霍山县，三天才回到家，接着又派他替军队送东西到罗田。我听后就把该地的乡长训斥一顿，又把保长打了二十扁担，叫保长向农民赔礼道歉。我在一年零十个月的任期内撤乡长，打保长，很多是为伕役问题。当时，立煌的老百姓过着牛马不如、水深火热般的生活，我出于良心，虽然也想在任内多做点有益的事，清除一些流弊，为老百姓减轻一些负担，但在旧制度桎梏下，这种愿望是无法实现的。

在阜阳县长任内的几件事

一九四五年一月，我接任阜阳县长，赴任之前，照例先到李品仙、民政厅长韦永成等要员处辞行。到达阜阳后，又照例拜会驻军首长何柱国、陈大庆，山东省流亡政府主席牟中珩，江苏省流亡政府主席王懋功以及当地士绅邢元伟、吕应南等人。我到阜阳只带了一个秘书、一个财政科长，在那里干了两年半，处处秉承李品仙、韦永成两人指示办事。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驻在阜阳境内何柱国部，陈大庆部以及山东省府何思源、江苏省府王懋功，忙着去接收，急于起程。短短三、五天内，驻在阜阳的十几万大军，如风卷残云一样，烟消云散了。此时，万家欢乐，放炮竹，敲锣鼓，以资庆贺。这是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抗日胜利了，二是驻军都走了，人民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这一来，花园口应该堵口了，占住的房子该还了，淹倒的房子可以盖了，一家老小可以安居了。谁能想到，百姓的天真想法是一个泡影。为时不久，蒋介石又发动内战，国民党军队如洪水猛兽，抓丁派伏，奸淫掳杀，无恶不作。大官们大发接收财，挥霍无度，人民生活不堪其苦，终无宁日。

我在阜阳任职期间，为了应付境内的两个集团军、两个省政府、一个美国空军联络站的高级官员，以及供应他们无穷无尽的需索，真是熬费苦心，详细情节已难记忆。但这两年多时间，总的说来是再一次给我一个教育，即蒋政权确已到了腐败得不可救药的境地，它日复一日地迫使我不得不考虑自己的政治前途，何去何从？

回忆我自一九三三年投效新桂系，十年有余。虽然我在主观上也曾有过洁身自好的愿望，但毕竟是在汇集旧社会渣滓的大染缸里转游，盲人瞎马，没有认出人生的正确道路，在客观上做了一些使自己内疚的事情。所幸在实践之中，我终于识别了光明与黑暗，走上了革命道路。三十多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伟大祖国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感到无比的幸福和愉快。今昔对比，感触至深，年届耄耋，不敢忘怀，故勉力为文，以纪其实。但年来身染沉疴，带病执笔，心神恍惚。所述经历，疏漏谬误之处，尚希知情的同志，给予补充和订正。

（此文转载《安徽省文史资料》第二十一期）

资料来源：

《金寨文史》第二辑(1985年8月)